本报记者 吴丽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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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8岁的甘肃家政女工李文丽，最近出版了第二本书《地里的洋芋开花了》。2017年，她从老家来到北京做家政，在公益机构和文学小组里重新拿起书本，写下几十万字，画了400多幅画。从围着锅台转的农村妇女，到走上敦煌论坛、大学讲台的写作者，她说：“文学带着我飞，飞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地方。”
李文丽最近很忙。
11月3日，2026敦煌论坛“新西部文艺视域下的敦煌书写”分论坛上，她和知名作家们坐在一起，谈敦煌、谈写作；11月4日，她又出现在西北师范大学的教室里，和师生代表分享自己的新书。
她的第二本书——散文集《地里的洋芋开花了》，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一个围着锅台转了半辈子的农村妇女，因为写作，走上了敦煌的论坛、大学的讲台。“文学带着我飞。”李文丽对工人日报记者说，“飞到了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地方。”
地里的洋芋开花了
11月4日19时，西北师范大学致诚楼的教室里座无虚席。这场由该校中外写作中心主办的新书分享会，主角是李文丽。分享会的海报上印着一句话：“我是地里长出的孩子，洋芋也能开出花，开出来也是美丽的。”
《地里的洋芋开花了》收录了李文丽近年来在手机屏幕上敲下的数十篇散文随笔，书中还配了她自己画的插图。她的上一本书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聚焦城市家政工的生存状态，这一次，她把目光投向了陇东故乡的沟壑梁峁与亲人日常：独自留守家园、把菜园子侍弄得热气腾腾的婆婆；辛劳一生、晚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病，却拿着女儿的书逢人便夸耀的母亲；老成厚道的大哥、忍辱负重的三哥……她也写村里那些命运坎坷的女性——逃离村庄的米花、童年伙伴巧巧，她不评判，只是以“她们中的一员”的身份，把那些说不出的苦楚一一打捞出来。
书名是她自己起的。李文丽向记者解释：“洋芋开花特别短暂，农村人在地里忙忙碌碌，好多人都不关注洋芋开花。我们家种洋芋的地不是平整的好地，都是边边角角的地，随便种一些，长在野草堆里，不被人发现。”她顿了顿又说，“可我小时候最早接触的就是洋芋开的花，觉得它特别漂亮，像绸缎一样。”
书的封面也是她画的：油画棒画的大西北，地里长着野草，角落里开着一些白色的花。洋芋的花，就像普通农村妇女的人生底色：毫不起眼、不为人知，朴素坚韧，自有倔强的生命力。
《人民文学》主编徐则臣评价这本书：“地里的洋芋开花了，她的人生也在慢慢开花。”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主编李云雷评价，新大众文艺就是要“我手写我心，我手写我口”，让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。分享会上，有学生听完李文丽的故事后说，平时常常沉迷于刷手机、看视频，听了之后觉得也要有所改变。
“50多岁，我好像才长大”
李文丽1968年出生于甘肃省平凉市崇信县冉李村，初中学历。她喜欢唱歌跳舞，喜欢看书，但在2017年之前，她从未拿起笔来写过东西。
改变源于一篇文章。2017年，她在手机上读到范雨素的《我是范雨素》，开篇第一句是：“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，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。”这句话击中了她。那年春天，平凉市妇联到村里动员农村妇女到北京做家政，她报了名，一个人来到北京。
每个周末她有一天可以休息。她在手机上搜到了为家政女工服务的公益机构“鸿雁之家”，在那里，她第一次登上家政女工艺术节的舞台唱歌跳舞；2018年，她又找到了范雨素所在的皮村新工人文学小组。当时她在海淀做育儿嫂，从海淀到六环外的皮村，坐车来回要4个多小时，可她每周六晚上雷打不动去听课。北大教授、文学刊物主编等人利用休息时间免费给工友们讲写作。“50多岁了，才觉得自己好像懂事了一样。”李文丽说，“我来到北京，很幸运地上了一个免费的大学。”
白天在雇主家洗洗涮涮，晚上躺在床上，她就在手机上写。2023年，她注册了公众号“梦雨的梦”，不打草稿，直接在上面写。
她不光写，还画。2020年，在养老院照顾老人时，李文丽开始画画。一位画家志愿者看了她的画，送她彩铅和画纸，鼓励她画下去。在雇主家，家政女工的头发要紧紧扎起来，睡觉都穿着宽大的家居服；可在她的画里，她和姐妹们头发飞扬，穿着最鲜艳的裙子跳舞、干活。“我的姐妹们都和我一样，干着很苦闷的工作。”她说，“但在我的画里，我想让她们很轻松、很自由、很放飞。”
从2018年至今，她写下几十万字，画了400多幅画。2025年，她的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由读者出版社出版，文字质朴、干净，后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。
“以前在老家，我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别人叫我，都是谁谁媳妇、谁谁的妈。”李文丽说，“现在因为遇上了好的时代，大家知道了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李文丽。”
“文学带着我飞”
2024年，李文丽脚受了伤，加上孙子出生，她回到甘肃老家。离开时她哭了，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来北京了。
但没想到，因为写作，她一次次被请了回来。“不但来了北京，还去了上海、深圳、山东、四川、辽宁。文学带着我一次次走到更远的地方，见到了以前在书本里、网络上见到的那些人。”
今年11月，她第一次到敦煌。“飞机在敦煌上空快降落的时候，我的心激动得一直跳，好想打开窗子看一眼敦煌的上空。”她说，“我年轻的时候唱过一首歌《飞天》，那一刻，我觉得我就像飞天一样。”
在西北师大，有博士生、研究生对她说，她像自己的妈妈一样，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努力，让他们感动。她却说：“人家是博士生、研究生，还说向我学习，让我惭愧又感动。”
从“苦命”到“幸福”，阅读是李文丽人生转变的重要原因。小时候，村里搬来一户城里人家，两个女孩手中的小人书勾了她的魂。她摘了自家园子里还没熟透的桃子、杏子，偷偷塞进她们的书包，只为借一本《马兰花》来看。
热闹之中，她时常感觉惶恐。“我的心胸越来越宽阔，但同时，我的内心又特别惶恐……我越走得远，见的人越多，越感觉到自己的不足。”她曾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。“作家这两个字对我而言，像一顶不合头的帽子，戴着既沉重又别扭。”她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。
眼下，李文丽正在写一部新的散文集，写她的故乡——村口有几棵又高又粗、长了多年的大柳树，鸟儿在上面跳跃鸣叫。“我最期待的，还是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让大家满意。”她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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